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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权力话语下的失声民族]话语即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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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月11日发(作者:场面描写片段)

[帝国权力话语下的失声民族]话语即权力

依据印第安玛雅神话,众神造人时首先关注的就是“怎样才能造出比较高级的人来?他们将会说、会听、会明白相互间说话的意思……”。所以,会说话、会发声是人的自然属性,说话的目的就是交流。哑巴不会说话极为痛苦,不过那是天生的,只有认命。倘若一个能说话的人而不能说话或被剥夺了话语权,那还有什么事情能超越这种痛苦呢?如果一个民族受到压抑而寂然无声,那这个民族又会怎样呢?

话语权是身份和权利的象征。美国学者丹尼斯・朗曾经指出,“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假如你在饭桌上对就餐的人说“我宣布对美国宣战!”这最多能成为一个谈资或笑话,但如果美国前总统布什说:“On my orders,coalition forces have begun striking

selected targets of military importance to undermine Saddam

Hussein“s ability to wage a war.”(我已经下达命令,盟军已经开始对固定的目标进行选择性打击,摧毁萨达姆开战的能力。)这个时候,在世界的某个地方(伊拉克)就会发生巨变,人民就会卷入战争、流血牺牲。前者与后者的差异就在于后者拥有话语权,拥有帝国话语权,他有强大的帝国作为其后盾。权力是一种“改造能力”,而且这种能力是指能够对一系列既定的事件进行干预以至于通过某种方式来改变它们。话语权力也是一种重要的权力,置于这种权力之下人们的确看到了对既定事件的干预和改变,并由此造成了人物形象的改变和对人物的不同评价,而其目的显然是要影响回归后的民族共同体的现实生活。

莫马迪(N.ScottMomaday)的《姓氏》揭示了印第安民族在强大的帝国话语权下逐渐丧失了话语权,沦为一个失声的民族,这一过程体现在《姓氏》里人的命名上。该作品以纪传体写实的手法,叙述了北美印第安民族在后殖民语境下逐渐丧失话语权的过程。《姓氏》

文本就像萨义德的东方学理论一样,探讨的是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内部殖民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小说一开始,作者就重复了一个词“camping”(安营扎寨)。印第安民族的象征人物“老狼”(Pold Lohk)每次讲故事总以“They were camping”开始,“他们正在安营扎寨”。“他们”是谁?印第安人还是殖民者?抑或暗指两种都有?印第安民族并不是一个游牧民族,所以他们不会经常“安营扎寨”。那么“安营扎寨”在这儿就是指殖民者到北美安营扎寨。雷蒙德・威廉斯曾指出,一个词汇的使用,可以视为一张特殊的地图,通过它人们可以看到更为广阔的社会思想、政治经济生活的演变和现状。“安营扎寨”把故事放在了被殖民话语之下,也体现了“殖民话语”对印第安人的第一深刻影响――“殖民者在安营扎寨”。“安营扎寨”这一历史事件会给印第安人带来什么样的命运呢?

“殖民首先意味着利益的确认――实际上是利益的创造;包括商业的、交通的、宗教的、军事的、文化的利益。”殖民话语暴力是保障这一利益的意识形态武器。殖民话语暴力的运作机制就是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通过一整套严密的、复杂的意识形态论证体系,不断论证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这个二元对立关系中,前者的优越性与后者的劣根性,从而使殖民者的利益合法化。在小说《姓氏》里,作者既没有呈现任何有关殖民者与印第安人刀光剑影的场面,也没有呈现殖民者侵略、掠夺、瓜分殖民地的野蛮行径;而是通过作者对自身姓氏身份的探索、对血脉的追踪来完成对后殖民状态下印第安人的思想情感现状的文化表述。一个人的名字是一个人身份的象征。每个人都享有姓氏权这一最基本的权利,自己可以为自己取一个名字。印第安人有自己的文化,也拥有自己的名字,可是在殖民话语暴力环境下,印第安人自己的名字也要被殖民化。“身份,不管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法国的还是英国的,不仅显然是独特的集体经验之汇集,最终都是一种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每―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印第安人的名字具有印第安人独特的集体经验之汇

集,如《姓氏》中的“老狼”、“孤狼”(Guipagho)、“石树”(Tsoai)、“石树男孩”(Tsoai-talee)等等,但是“‘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决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就像是―场牵涉到各个社会的不同个体和机构的竞赛。”然而,在殖民话语暴力下,印第安人要成为美国人并享有美国人的权利,你必须登记、改名。这是民族与民族的竞赛,这是互为“他者”的较量,但在这个过程中,印第安民族被他者化了,丧失了话语权。在《姓氏》里,“My father,whose Indian name is Huan-toa,was christened Alfred

Morris”(我父亲有一个印第安名字叫Huan-toa,却取了一个教名叫Alfred Morris)。这看起来只是名字的改变,但实际上却是一个教化的过程。为什么要教化呢?因为,在殖民殖民者与被殖民者这个二元对立关系的意识形态里,殖民者是理性的,印第安人是野蛮的、需要教化;殖民者是高贵的,印第安人是低俗的、需要教化;殖民者是中心的,印第安人是边缘的、需要教化。这一简单的教化过程其实质是殖民者对被殖民者、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进行文化塑形与身份改写的权力运作机制,这个机制“牵涉到不同的‘他者’身份问题,不管这些他者是来自于该文化外部还是内部。”在这种意识形态运作机制里,殖民与被殖民过程“并非一种纯粹的精神操练而是一场生死攸关的社会竞赛,牵涉到许多具体的政治问题,比如移民法,个人行为规范,正统观念之形成,暴力和/或反叛之合法化,教育的特点和内容以及国外政策的走向等,而这些问题往往必须为自己竖立―个攻击的目标。”名字(身份)的改写就是一个攻击的目标,就像布什要攻击伊拉克一样,是通过实施殖民话语暴力来打击这个目标,从而保障殖民帝国的利益。总之,身份的建构与当时社会中的权力运作和利益的瓜分,决不是―种简单的语言选择,而是意识形态的定夺。

殖民帝国的扩张与文化是紧密联系的,文化成为“帝国主义物质基础中与经济、政治同等重要的决定性的活跃因素”。文化不再是高于日常生活的东西,而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是与武力征服相对应的“文化教化”。一个人一出身就要取名,取名就是一件平凡而又重大的

事件。说它平凡,是因为名字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代码,无论用美语还是印第安语都没有多大关系;说它重大,是因为它标志着一个实体来到了人间,这个有生命的实体以后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呢?谁又主宰着他的命运呢?《姓氏》里作者的出身证明就像一张鲜活的地图昭示着帝国话语的暴力,“为我接生让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是一位印第安服务中心的医生,他在出身证上把我的名字登记为Novarro Scotte

Mammedaty”。

To whom it may concern: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the records of this office show that Novarro

Scott Mammedaty was born February 27,1934 at Lawton,Oklahoma

and is of 7/8 degree Indian blood,as shown on the Kiowa Indian

Census roll opposite Number 2033 The official Government agency

records further show that his father is Alfred Mammedaty and his

mother is Natachee Scott.

By Act of June 2,1924 (43 Stat.233),all Indians born within the

territorial limits of the United Stats were declared to be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在帝国的背景下,话语的力量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仁慈的幻觉。“所有出生在美国领地的印第安人都将成为美国公民”。美国就是上帝,它赋予你名字、赋予你享受美国公民的权利,上帝是仁慈的、慷慨的,美国是仁慈的、慷慨的。殖根于仁慈背后的,是帝国话语暴力。殖民者抢占了印第安人的领地据为己有;印第安人有自己的名字,婴儿的父亲的印第安名叫Huan-toa,出生的婴儿的印第安名叫Tsoai-talee,但在整个证明里却没有出现。这是对“异民族”语言和文化的歧视,对印第安人语言和文化的歧视。证明里唯一能识别此婴儿为印第安人的就是有一个注明:八分之七的印第安血统。这是被标记,而被标记则意味着受到歧视,被殖民化。帝国利益是通过“占有、命名、教化与征服”来实现的。语言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或文化的载体。在福柯看来,语言为权力运作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并形成了一套知识管理技术,乃至

一种知识政治。反过来,语言的丧失就意味着权力的丧失。“Had I

known it,even then language bore all the names of my being.”(然若我早意识到这一点,即使在那是,语言已孕育了我的族人的姓氏,那该多好哇!)这是对语言的丧失的痛心疾首的呐喊!印第安民族在帝国话语下,失去了话语权,成了一个失声的民族!

印第安民族失去了话语权,在被殖民化的过程中倍受歧视,但殖民话语暴力怎么也没法让他们不去向往和追忆过去美好、恬静的田园生活:

“Water is drawn from the well,the sound of the pulley

creaking,the bucket scraping upon the long metal sleeve in the

shaft,the bucket scraping upon the ear.”

此段叙述让读者身临其境,仿佛听到了从井里打水拉绳、桶井相刮的声音,看到了木桶耳朵上的铁条,使人仿若处于世外桃源。但是在强大的殖民话语暴力面前,印第安民族改变不了被殖民化的命运。他们不得不接受基督教的洗礼,不得不接受英语文化的熏陶,他们的名字不得不用英语进行登记、注册。在后殖民社会不对等的文化交换过程中,印第安人民的传统文化始终处于弱势地位,更多地扮演着一个无可奈何的被动角色。印第安人在被殖民化的过程中失去了自己的话语权、命名权。但是这种话语权的痛失更多地激发了他们对历史的追忆:

“I think of it as the end of an age.I should never again see the

world as I saw it on the other side of that moment,in the bright

reflection of time are such reflections, and for some of them

I have the names.”

“我”曾经所经历过的印第安人美好的时代结束了,但有些美好的回忆总会铭记在“我”的心里。殖民主义以武力侵略和经济掠夺为特征的历史已结束,在后殖民社会中,殖民地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文化与殖民者文化之间呈现出文化“混杂”(hybridity)形态。虽然印第安民族在强大的殖民话语面前失去了话语权,成了一个失声的民族,但是印

第安人文化身份的独特性并不会消亡,反而在激烈的文化碰撞中,某些独特的东西顽强地留存下来,并成为新的文化形态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莫马迪《姓氏》的问世与流传正是失声的印第安民族文化流芳的有力佐证。

注:本文系四川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中心资助项目《后殖民语境中的N・司科特・莫马迪与当代美国印第安作家作品研究》(项目号:scwy08-04)之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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